然而，也还有这样一些时期，在此期间，这种一致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挑战或否认；人们到目前为止所接受的主题界定也成了问题；听众已成为异质性的、相互分化的和零散的；演讲也不能以同一种方式来看待或进行，而是以某种新的，也许是人们尚未认识到或尚未充分认识到的争论与冲突形式，使自身转化而进入另一个时期。当我在撰写这些吉福德演讲稿时，我无法回避评论这类问题，因为正是这类问题给我提供了演讲的主题；在吉福德爵士生前时代，他给他的演讲者们所规定的义务是前一类问题，而在这次演讲中，我却把后一类问题作为我履行这些义务的工作。而且有关这种对立的信息在许多演讲中都出现过。但是，即使在这类撰写演讲稿的过程中，我也没有充分推断到听众可能慷慨地向我提出一些疑问和问题的方式或程度，而是常常搜寻我在爱丁堡和耶鲁演讲时我的听众们所作出的各种反应。
许多听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一次演讲作为对他们已在某种程度上熟悉的且他们有可能作为参与者或作为一个派别而介入其中某种更为广泛的探究，或者某种持续的论战或冲突的有益贡献来聆听或阅读的。当然，有时候某位听众也可能发现他或她自己已被某次特殊的演讲引入某种全新的探究形式之中，或是被引入某种不熟悉的争论之中，以至于这次演讲就成了他或她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某种他或她已经从事的探究或争论中的一个阶段。然而，在爱丁堡和耶鲁，我清楚地看到，听众们是把这些演讲中的绝大多数当作某种（探究或争论）的继续而非开始来听的。然则，在每一次演讲中，观众都各有不同并分化为两种听众类型，以至于不同的听众群体都出于各种极为不同的立场，将这些演讲理解为殊为不同的已制定的探究与争论之叙述的不同阶段，并由之对其做出解释和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某些仿佛是由某个站在三个迥然不同群体的交叉点上并介入这三种不同对话的人所作出的评论，被这三个群体中的每一个群体之成员都理解为是对其谈话主题和论证的一种贡献和继续。然而，如果说这种相似沟通了人们对这些演讲的歧义性理解和评价（或是在小组讨论上出现的；或是在随后的许多私人谈话中出现的）的话，那么，由于它无法说明各种解释和评价样式之间在某一关键方面的相互冲突程度，以至于不同的人把这些演讲理解为一系列的干涉——不仅是在一组连续的会谈中，而且也在一组连续的争论中的系列干涉。